经验交流：良知风骨与性情书写_2000字

　　萧乾前半生是在大地上行走，在其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又开始了令人动容的心灵之旅：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激昂的文学热情，创作并翻译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高度。步入高龄，创作力依然如此旺盛强劲，成果如此丰硕，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晚年的萧乾，在从容淡定中回望岁月，潜进心灵深处，以真诚、浓情和智性铸就了其散文个性鲜明的骨格与品相。他的散文，或饱含日常生活的质感，或闪现智慧哲性的光芒，或触摸真实灵魂的律动，遍及其里的是真善的情感和纯美的精神。他真挚的书写，尽显知识分子质朴的人性良知和人文关怀，锻造出散文特有的气质力量。　　萧乾晚年的散文，叙写风格多变，年代跨度大，内涵丰厚瓷实，揉进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厚的人文知识和浓郁的情感意趣。而这其中，随性的表达、真诚的话语与平和的表情，成就了审美的亲近与自然。这是萧乾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质。进入其散文世界，倾心诉说、平等交流的感觉比比皆是，全然没有一些作品中那种高高在上的训教、自命不凡的张扬、故作深沉的表达和有意为之的炫技。这之于生命个体萧乾和知识分子萧乾都是相当难得的，尤其值得我们敬重。作为个人的萧乾，一生中屡遭磨难、多次生死一线牵，真可谓历经沧桑，饱经忧患。而那段被打倒的人生岁月，更是将其陷于**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作为知识分子和写作者的萧乾，博学多才，是中国现代文坛少有的多面手，在众多领域都很有建树。他是富有传奇的二战记者、享有盛誉的翻译家，还是小说家、书评家、编辑家、杂文家和社评家。在进入散文创作时，他安然淡化这一切，用平常心说实话讲实事道实情，实践着他的座右铭：“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他用心真诚地从写作者回到生活者，从人文大家回到我们身边一个可爱可亲的老者。他的语言不事雕琢，清新优美，灵动而随和，对自己的种种遭遇和想法，他不掩饰不遮蔽，和盘如实道出。这与其说是勇气，还不如说是良知使然。　　《八十自省》是篇信息量极大的作品，既是他生命足迹的浓缩，又是显影他的思想纹理。一位80岁的老人，一位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学者，没有居功自傲，没有在稿纸上涂抹自己的光辉足迹，而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自己的人生，审视自身的情感与精神，进行着不留情面、不做粉饰的反思与忏悔。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萧乾一直葆有开放性的姿态，《改正之后》正是这样的心境素描。他以简洁而朴素的笔法叙述了他在“反右”、“文革”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了他平反之后心态的斑驳图景。如实记述、抵达生活与灵魂的真实境地。所以他会说：“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在《往事三瞥》和《我这两辈子》以及其他一些篇什中，萧乾多次提及新中国成立前回国之事。他不隐瞒自己的左右为难，诚实地诉说当时心中的不安与矛盾。他最终选择回到北京，没有慷慨激昂的主义，没有旗帜鲜明的政治，有的是对故土的那份依恋，还有怕当白华，怕成为丧家之犬的顾虑。如此的坦诚，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他是在袒露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是在让散文充分地接地气。他剥离知识分子的外衣，只留下内在的精魂，从日常生活出发，展现生活的细枝末节，表面上是生活状写，内在是精神叙事。他时而忧伤凝重，时而情趣盎然，时而幽默顽皮，时而深刻通达，其里涌动着的仍然是真诚的血液。把交流当做了一种不戴面具几近自言自语的倾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书写。　　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萧乾以猫和鼠为象征谈及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敏感话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一时占上风的少数知识分子，怎么利用工农干部来迫害其他知识分子。其后在《改正之后》发出感叹：“少数知识分子整起旁的知识分子，才心狠手辣呢！”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敢于如此直言，并不多见。当然，萧乾并非只是将他人作为靶子，而是先将自己曾经的行为昭示于众。许多时候，萧乾批评他人是留有余地的，但对自己却相当的坚决。在《老唐，我对不起你》中，萧乾详尽叙述了他在三反五反时作为一打虎小组副组长参与迫害印厂厂长老唐的全过程。此文笔法细腻，生活气息浓，萧乾以自己的新闻特写功底，最大限度地引领我们回到那逝去的生活现场。他似乎是在以新闻记者的身份采访亲历者的他，让真实的历史片段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他在如实地解剖自己，不回避，不辩解。“当时，我上意识说是为了运动，但下意识是为了保全自己。”没有客观的理由，只有心灵的直白，还给世界的是历史的真相和自己灵魂的真实读解。　　萧乾有着辽阔的宽容胸怀，因为宽容，他可以立于人性，理解他人的处境与行为。他的立场很坚定，但常常将心比心，不做一味的指责、嘲弄与不切实际的批判。在《八十自省》中，谈及他所痛恨的文革语言，他一方面厌恶而诅咒，另一方面又有所理解。“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的‘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就是在今天读来，这样的话语依然令我们有些心惊肉跳。但这也让我们看到萧乾与众不同的思索角度和力度，感受到一名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文情怀。萧乾没有将苦难作为一种资本，也没有对他那些在特定年代犯错误、走错路的人们横加责难，反而真诚地表达同情与理解。“倘若我没从一九四九年就被打入冷宫，而也就成了红人，想必也会写下不少捧这个批那个、歌颂三面红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会脸红的货色。在这方面，我是幸运的。”对他而言，幸运不是侥幸，而是在体察到他人的挣扎与无奈，反省自己可能的行走。